书法与人心的关系，自汉代杨雄提出“书为心画”，到王羲之的“若不端严手指，无以表记心灵”，但那时的人们总爱将书法归结为一种由不可知的力量指使的活动，自七世纪禅僧们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以后，书法第一次与人的本心直接联系起来，无论作为一种表现还是作为一种启示，这一变化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书法中提倡表“意”，这不是禅僧们的首创。但以禅宗的“意”来解释书法之意，则是他们的发明，这方面代表人物是五代和尚贯休。贯休诗、书、画皆精，书法尤推祟怀素的草书。在《禅月集》中有一首《观怀素草书歌》：……我恐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为笔今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

贯休认为怀素书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自展其意”，能一任意志的驱使，冲破天地间一切束缚，犹如天马行空。

很明显，这种以“意”为主的书论与禅宗“我心即佛”“以心传心”的宗旨是广致的。在禅僧们看来，心即佛，外在的万事万物不过是我心的外化罢了。书法这种借助线条高度抽象的艺术更是自我意志情感的表现。禅，本义是沉思，它要求人们切断感官对外界的联系，以排除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干扰，使意识集中到一种单纯的、空明的“本心”状态。所以禅宗要求人们通过让“本心”的领悟归复到清净的佛性中，认为唯有禅境才是人生至境。

禅僧借助草书这种不著物象、纯粹人为的线条，不依傍一切自然物象的抽象的形象来参悟禅机，较之借助于其他艺术形式更为得心应手。因此、有不少的禅僧并不按照草书法。则书写而自创写法。正如高闲书《千字文》中所见到的那样，这些字，精通书法的人看来，几乎可以说是错字，但因禅僧草书意不仅。

仅在于草书，禅僧可朋《观梦龟草书》诗中说：“兴来乱抹亦成字，只恐张颠颠不知。”在他们看来，张旭的草书还处在“人为”阶段，还是作为一个技巧纯熟的书法家的的事，其终极的目的还是写字，而禅僧却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他们所追求的，是隐藏在草书书写中的直切本心的启示，其中寄托遥深之状，处在“人为”境界的书家是无法想见的。

禅僧们以禅意入于书法，是他们最初并未料到的事。自怀素时代起，僧人以草书作佛事，意在为自己取一种方便之门，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是，他们在草书创作中直指本心崇尚天性的作法，启发了北宋以后的文人书法家们在书法中注入更多禅意。宋人以“意”为主的崇尚，不仅旨在破唐之“法”，其中蕴含深奥的哲理和不尽余意，成为苏拭以禅论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书法理论上，他最有名的主张即“意”：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频推求。(《石苍舒醉墨堂》)

苏拭认为，“意”即是“心’重视“心”的作用只要通“意”，就可以摒弃所有的法则。而书法的优劣，不是要对某家书法模拟得精到，而在于书法家能否“出新意”，从而表现出自己的主观情态。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晓书”就是“通其意”，“通其意；是广种禅宗式的顿悟；经过这种沉思其想后的豁然开朗，就可以达到顿悟玄机的境界。“通其意则无适不可”，‘就可以自由无羁，“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全凭下意识随手挥出。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苏拭关心的始终是书法与个人心意之间的最大默契，而不是书法家对法的机械的遵从，这种“无意于佳”不是不要佳，而是这个佳不是刻意求出来的，是不能自已或不能不为之的情况下从本性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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