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亮着金色灯光的大楼，这个躲藏在胡同里的小区却似乎从未离媒体如此之近过。

从早上开始，遍地都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屠呦呦的老伴儿李廷钊打开门时，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世界瞩目的老太太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老人卷着裤腿、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在老伴儿提醒下，才想起扣上上面的几粒扣子。

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老人皱着眉头，宽敞的大厅里灯火通明，茶几前摆了一排花篮，阳台上是另一排。晚上六点多，忙了一天“接待”的老两口晚饭还没吃。

“我得跟你吐吐苦水。”这个看起来远比实际年轻的诺奖得主眯起眼、抿着嘴笑起来，“现在弄得满世界都是屠呦呦了。”而对于诺贝尔奖，老人只用“国外尊重中国的原创发明”一语带过。

“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里，平静地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老两口的普通话依然保持着浓浓的江南口音，老伴儿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精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提起屠呦呦“以身试药”，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呢？”

“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着，“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时针指向七点整，一直在房间里忙活的李廷钊终于坐了下来，调大了电视音量。新闻联播第二条就是屠呦呦获奖的消息，满头白发的李廷钊重复着播音员的话：“‘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听到没有，全面提升。”

画面上出现读着获奖感言的自己时，屠呦呦从沙发上站起来，看都没看一眼电视，去里屋找了两本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书。

“我给你找书，你先看这个！”老伴儿急了。“书在哪？”屠呦呦在里屋问，“你先看嘛！我给你找！”老伴儿喊着离开电视，踢踢踏踏小跑着去找书。

除了找书，老伴儿还要帮耳朵不大好的屠呦呦接电话，“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屠呦呦眯眼笑着看着老伴儿，从早到晚，老两口轮流对着一通又一通电话道谢、说对不起。

新闻联播中的屠呦呦对着镜头读着诺奖的获奖感言，电视机前的屠呦呦坐回沙发里：“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也不在意是不是“三无教授”，平和的目光透过和几十年前一样的链条眼镜片，老人说：“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就是一个挺欣慰的事。”

直到现在，屠呦呦有时还会去工作单位，“药来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她也担心，用药不规范会导致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个问题，现在也是很难控制。我只好呼吁大家来重视。”

而对于药带来的诺奖，屠呦呦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

文/ 陈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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