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白 发自北京

刘梦溪早年专注于古典文学和红学研究，近三十几年集中于“民国群星”研究，先是研究钱锺书，后来又转向王国维和陈寅恪。近些年他又对马一浮特别着迷，甚至跟着马一浮的脚步一路走到宋学与佛学中，又通过宋学上溯至六经。

“民国学术”成了一个传奇，每当有从“那个年代”走来的学人离世，我们就要悲叹一次“这个时代”大师不再有。真正的“大师”还有出现的可能吗？文史之学还能创造超越民国甚至古人的成就吗？

刘梦溪先生在书斋接受腾讯文化采访（摄影：李大白）

日前，腾讯文化对刘梦溪先生进行专访，由于篇幅较长，分上下两篇刊发，下面为访谈实录（一）：

一、“空前绝后”的20世纪学者

您曾经在文章中说过，我们现在没有培养大师的土壤了，这个大师土壤指的是什么？

刘梦溪：这个土壤就是家学，人文学科跟自然科学不一样，如果想要在学问上有大的成长，小时候的累积非常重要。20世纪初这一代学者的家学渊源特别好，这让他们积累起后人没有办法达到的根底，这个是童子功，不是说现在从小学开始念什么《弟子规》《三字经》就能积累起来的国学根底。我们没有那个环境了，像陈寅恪的父亲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学问名重一时，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在清代胜流迭出的时期，陈宝箴也是一流的人物。

即便是同代人也不是谁都能达到陈寅恪的高度，这跟他家学的精神经历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后来经过百年的文化断层，特别我们处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之下，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不用说传统，连学问都不要了，第一流的人物都被打倒了。文革打倒的就是各种权威，而且叫他们斯文扫地。这个影响非常之大，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的，这个创伤不大容易治疗好。虽然现在我们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转变，但几十年的教育都是跟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公开的理念，长时间是这种思想占主流，那知识累积从哪里开始？大师从何而出？所以现在要寻找大师级的人物是很困难的。

陈氏一门（左为陈宝箴，中为陈三立，右为陈寅恪）

家学也许现在没有了，所以当时的那种大师是不可能再出现的了？

刘梦溪：我想也不必那么绝对，在今天这种背景之下，在人文学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是比较困难的，但不能绝对化。要成为人文学科的“大师”，一是要国学根底，另一个就是要了解世界。20世纪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传统学术方面根底深，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也相当到位。不用国际性的眼光来看待学术问题，是很难称之为“大师”的。

20世纪初的学者几乎都有留学的经验，而且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留学，有的人在国外的时间很长。像陈寅恪13岁开始留学日本，在国外十七年，在美国、英国、德国都呆过。所以我曾经讲过，20世纪这些学者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方面，某种意义上是“空前绝后”的。“空前”是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学的了解和训练，汉代的郑康成、许慎，或者是宋儒甚至清儒，都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当然清代中期的时候，明清转型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跟西学有过接触，有过接触不等于他本人有多少西学训练，比如说他不懂外文。但是陈寅恪这些人的西学训练非常好，常常精通多种文字，像钱锺书，能自如地使用五种文字。而陈先生能够阅读的文字恐怕有十六七种。就连在国外时间最短的马一浮，英文能阅读，还学了德文，日文也懂得，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有时候就是无师自通，天才太厉害。王国维也是这样，王国维一开始学日文，很快日文就可以念了，喜欢康德，就念德文，德文也行了，当然也懂一定的英文，他们的天分太高，学问的底子太深，这个底子一开始就有。

民国学者几乎都是语言天才（左为王国维，中为钱锺书，右为马一浮）

“绝后”就是刚才说的，家学的传统后来没法子比了。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对外界的了解也许更多，在外文的掌握方面也不一定比他们差，能掌握各种工具，但是在学养方面却不能与前辈相比。学养包括他的才华、眼光、累积、智慧，这些不是靠掌握几种工具就可以具备的。当年那些第一流的人物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累积，有这样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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