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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次《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人大校长纪宝成在闭幕式上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的讲话。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民大学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国学这个大旗举起来，为振兴国学、接续文脉尽一份力量。2005年，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成立，联系到文革时期全面否定国学的历史背景看，这是当前文化建设的上一件大事，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社会各界人士对人大的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普遍地表示支持和赞赏。

其实，人大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创举，而是继承学习和仿效了清华的传统而来的。早在八十年前，即1925年，清华大学就率先举起了国学的大旗，在全国最高学府首次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当时拥有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是名符其实的学术泰斗、国学大师，达到了最高的学术水平。他们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生，日后都成为我国传承弘扬国学的中坚力量。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清华大学国学院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如果再往前追溯，还应该加上蔡元培先生当上北大的掌门人，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故事，时间大约在1917到1922年，正是五四前后。

大家知道，五四时期，学术界围绕着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思想派别，一个是“全盘西化派”，另一个是“本位文化派”。“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当时所有一切消极的东西，都是由传统遗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因袭的重担，为了向现代转型，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全盘西化。“本位文化派”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看法。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进路，只是在物质文明层面暂时落后于西方，主张“中体西用”。这两个思想派别，前一派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后一派以梁漱溟、辜鸿铭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把这两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辜鸿铭，都兼收并蓄到北大，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深入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华文化的转型和复兴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向。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文化，但是后来收归国有，改造为清华大学，立即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致力于中西会通，这种理念宗旨是和蔡元培先生完全相通的。

当时的所谓中学，也叫做国学，指的是中国的学问。照“西化派”的观点看来，西学先进，中学落后，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所以中西文化的对比是先进与落后之比，新旧之比，时代先后之比，传统与现代之比。但是照“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作为一种由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民族性，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如果否定传统，与传统割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中国人不再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国将不国，现代化的事业也难以取得成功。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先生根据《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提炼出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命题，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所谓“旧邦”，指的是古老的中国和传统的文化，所谓“新命”，指的是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的事业。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其固有的精神资源，中西会通，新旧整合，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冯先生的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心愿，也是对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两派争论的一种折中调和。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是后来经济建设的高潮没有到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成功的，紧接着以后也没有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至于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盼啊盼也没有盼到。

那个时候，我们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破不立，破字当头，只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都破掉，弄成一张白纸，才能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什么也没有画出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文革”，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传统都属于被打倒之列，孔子的儒家思想更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文革”的灾难我们现在记忆犹新，极左思潮使得国学沉入了谷底。

到了八十年代，告别“文革”，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了一股以《河殇》为代表的思潮。那是一些年轻人想让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国学，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封建、落后、反动，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阻力。就指导思想来说，虽然《河殇》批判国学和“文革”不一样，一个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一个是极左思潮，但是他们共同继承了五四时期激进派的做法，联手起来，左右夹攻，来否定国学，并且形成了一种强势的话语，使得中国人一谈国学就显得封建、落后，反动。

进入九十年代，国学出现了一点复兴的迹象，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消歇了。当时有一些教授们，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季羡林先生，张岱年，他们在教授的圈子里搞了一个学院派的国学，出了一批国学丛书。可是马上受到了批判，认为是一股复古思潮，不利于改革开放。

回顾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激进派一直占据上风，保守派则是弱势群体，居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直到21世纪，国学的命运才算真正有了起色，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股“国学热”不是政府的推动，不是学者的提倡，也不是媒体的炒作，而是由民间的各种自发的力量所促成。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寻找文化认同。21世纪的中国，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经济起飞，文化失落，经济上创造了世界的奇迹，文化上却由于长期对国学的否定，缺乏应有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和整合的力量，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定位和确认，涉及到精神家园的依托和归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走出国门，从事世界性的交往，普遍地感到对国学的无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不能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茫然无根，于是激起了一种内在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重新认识国学，复兴国学，这就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自发地促成了一股“国学热”。

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大趋势，大潮流。复兴并不是复古，而是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文化复兴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国学，使我们知道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跟上当今世界发展的形势，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应该超越五四时期的那种旧思维，把当前的“国学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