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周易》是中华的经典，它分经和传两部分。一开始只有经，后来不断有人对易经做注解，于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这其中，有好多本身也成了经典。

譬如收录在《周易》书中，附在《易经》之后的“十翼”，因为写的好，所以也成为后世的经典。又因为它们写的最好而且时间最早，所以附在《易经》之后，合组成《周易》。孔子比较幸运，再后来的易经注释虽然汗牛充栋，但作者们就没那么幸运了，都没资格把自己的作品合到《周易》里。

南宋朱熹的《周易本义》也是经典，其成为经典，是在他为《周易》作注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成就的。后人觉得好，都爱看，所以也成为了经典。

朱熹的《周易本义》，表面上看是“我注周易”，而实际上也是“周易注我”。在为《周易》作注的过程中，他借助《周易》里的名词概念来解释他的理学概念，借《周易》中的义理来阐释他的理学理念。这一点，在他的《周易本义序》中就表露出来了。

他说：

他认为，周易里的太极是“道”的别称，两仪是阴阳的别名，六十四卦体现出各类事物的性命之理，三百八十四爻的演变体现出变化之道。但是，事物的种类虽然多种多样，其中所体现的理也互有不同，然而有一个统一的道把它们贯穿起来。这个统一的道是“一”，各类事物的理是万殊。道在理中，是理的总根据；理在事中，是事的依据。道、理、事物，都是统一的。

这套说法，其实都是他的理学观点，很难说是《周易》原作者的思想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朱熹在注《周易》，而实际上是借《周易》来阐释给他的理学体系，借周文王、孔子之口来给他的思想做论证。

《系辞》里有所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之分，两者是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对此，朱熹在《序》里说：

六十四卦只是“易”已经显现出的外在形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卦象、易象，但是易中还有一部分未显现出来的，无法用卦象表示出来的内容。

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有六个爻，爻是“卦”本身所显现出来的外在形象，可以为我们所见，但卦的内容中同样也还有一些没有显现出来的，不能为我们所见。

对于显现出来的内容，我们可以给它命名，如某某卦某某爻这样子，可以言说，也可以讨论。但是，对于“易”和卦中那些还没有显现出来的内容，其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共同的认识，也没有用一个公认的名称来称呼它们（“不可以名求”），所以就没法讨论。

“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那么“易”到底是什么呢？朱熹抛出了这个问题，让学易的人深思。

朱熹提出了这个疑问供大家思索，实际上，他是有自己的答案的。“易”字如果加书名号，那它表示《周易》这本书；如果加引号，则它表示一个实在的东西。这个实在的东西，分两部分，一部分表现于外，能够为我们的视觉所把握，就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另一部分没表现出来，不能为我们的感官所把握到。这部分内容是什么东西呢？

朱熹说：

至此朱熹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易”就是阴阳之道！卦是阴阳之物，爻是阴阳之动。

这也就是上面说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易是形而上的道，卦是形而下的器物，爻是阴阳之动，可以理解成一种变化的过程和状态（说到底爻也是“器”，因为其变化过程能为人所见）。

总而言之，“易”就是阴阳之道，不是卦和爻，卦和爻只是道的外在体现罢了。

这样的解释，就颠覆了我们通常的印象，以为周易的易就是“变易、不变、简易”——这种解释不能说错，但总给人没落到实处的感觉。

这样的解释，也颠覆了《系辞》里所谓的“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的说法。因为照后面的解释，似乎易就是形象、影像这种具体的器物层面的东西，这就太落到实处，说得太死。

朱熹在《周易本义序》里提出了“易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并做了解答，他的答案就是“易是形而上的道”。

“本义”就是本来的、原初的意义，换个说法说，也即“正确的意义”。朱熹作《周易本义》，起这个书名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潜台词是，在他之前的那些对《周易》的解释有很多误解，他的解释才是真正的正解。

一部书的《序》，是对该部书内容的介绍和评述，分自序和他序两种。朱熹的《周易本义序》就是自序，里面体现了他注解《周易》目的和宗旨，也把注疏的依据——他的理学思想给交代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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