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造父御四马，驰骤周旋而恣欲于马。恣欲于马者，擅辔筴之制也。”“王子于期为驸驾，辔筴不用而择欲于马，擅刍水之利也。”

造父同时使4匹马，驰骋周旋，恣意使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擅长用辔头和马鞭来控制。王良则不用辔头和鞭子，他善用草料和饮水利诱，马儿也服服帖帖。

造父王良使马的诀窍，其实也是管理的两点诀窍：用威和用利，进一步说，就是运用好奖惩或曰赏罚两手。人事管理万变不离其宗，说到根本上就是赏与罚两个工具，西方叫胡萝卜加大棒。而且，两手交替为用，可以变幻出好多花样。

造父和王良，各自只使用其中的一手，开车的本领就做到了出神入化——天底下没有他们使不了的马，没有他们驾不了的车。

造父利用了动物“避害”的本能。

造父驾车，因为有辔头和鞭子，马儿不敢不听话。当辔头和鞭子不使用的时候，无形中有“威”。威慑，是事前控制。拽起辔头、鞭子落下的时候，威转化为“罚”。惩罚，是事后控制。作势要拽辔头、扬起鞭子，这是表示警告，是事中控制。事前、事中、事后，威慑贯穿始终。是否要做由威到罚的转化，决定权在人；而是否要迎来惩罚的后果，选择权在马。

王良利用了动物“趋利”的本能。

王良驾车，心地仁慈，爱惜牲畜，从来不打马，他借助于饲料和饮水来诱导马，大约是在平日的训练里就想方设法让马儿知道，好好配合，前方目的地处有好吃的好喝的，于是马儿就卖力向前奔。在目的地放上物质上的奖励，这是设定目标。如果马儿不好好配合人完成目标，则酌情扣减食水，这是给予物质上的惩罚。要奖要惩，也是决定权在人而选择权在马。

奖惩，或曰赏罚，都有量的规定，由人事前设定。这个设定，当然要考虑到任务目标的可完成情况、马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超出生物限度去做要求。

奖惩，可以变换着用、搭配着用。王良、造父各执一端，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其实都可以包纳奖惩，做内部的转化。

譬如，在某次任务中，马配合人把任务完成得好，就要给赏；完成得不好，滞后，达不到人希望的心理预期，就要行罚。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

但如果王良来用，则他在行赏的时候会给予更多更好的饲料，这是“奖”；在行罚的时候给予的饲料质糙且量少，这是“罚。”

如果造父来用，则他在马儿表现不好的情况下会增加较平日里更多的鞭打、勒嚼子的次数，这是“罚”。而在马儿表现好的情况下可以减少鞭打和勒嚼子的次数及强度，相比于平时，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变相的“奖”。

奖与罚，各自有形式上的不同理解，各有不同的量度可供采用。对于马儿来说，有好消息固然是好消息，但有的时候没有好消息也是好消息。两利相劝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看具体情况。

就是在这种人畜的反复磨合中，在奖惩手段的变着花样儿的反复实施中，牲畜逐步在行为选择和奖惩结果反馈之间建立起条件反射，最终达成与人积极默契地配合的效果。

人与畜之间的这种关系，近乎契约关系，双方都要守约。马不履约，人会施加惩罚；而人若不履约，便会丧失牲畜的信任，下次再想让牲畜听话就难了。牲畜不愿意配合，对人也不利。所以人剑合一，人与牲畜双方一旦建立起契约关系，便是一对利益共同体，合则两利，败则两伤。

动物如此，人亦如此。动物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动物可驯；人有好利恶害的心理，因此赏罚可用。好的驯兽师，都很善于利用动物的本能，而好的管理者，亦必很善于利用员工的心理。

奖惩作为管理的办法，都是为了激励，激励产生驱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画大饼”——愿景在前，驱动人努力前进。

王良的草料是激励，造父的鞭子也是一种激励，看你怎么理解。

在以前的农村，有车把式驾车时总在马头前悬挂一束青草，马要吃草，就得不断抻着脖子往前够，于是就走得快，当然它总是够不到。马车夫也不是一味地搞欺骗，等到了目的地，就把马儿额头前的青草摘下来，喂给马吃。目标实现，人要及时履约，给马儿兑现承诺，这样马儿才肯相信人，才愿意下次继续配合，否则下次很可能就尥蹶子了。所以马也有脾气，不可不知。好的马车夫，讲起来都是好的管理者。好的驯兽师，应该也都深谙驯兽之道，成语“朝三暮四”就是一个很成功的管理学案例，零成本。

马无废马，在王良、造父手下，所有的马，凭你是劣马还是驽马，都能慢慢调教过来听人使唤，这一点，史书上有很多记载：同样的马，别的马车夫使不了，到了王良、造父手中就能化腐朽为神奇。相应地，人无废材，造化之妙，看管理者的个人水平。

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