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古话说得好，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隐实在要算是我们的一种处世哲学，得意时仕，失意时隐，为出世隐，为入世也隐，即使不隐也一定要有几个山中老友。

回首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你会发现有两条主线，一个是真隐，另一个是假隐。真隐的人是看透了人世，回到自然中与山林相亲，寻找一种尘世的解脱和通达；而假隐的人则是想回到人世，尤其是庙堂，隐只是为了求名求官的一种手段，隐是为了谋。这两种隐，在无数人身上真假难辨，甚至是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

说到隐士，并不是所有出离喧嚣、回归山林的人都是隐士。你可以说高僧大德是隐士，说庄子和陶渊明是隐士，但是却没有人会说农夫樵子是隐士，乡间妇孺是隐士，隐的一个前提，是有入世或者入仕的能力，但是却为另外一些东西回到了乡野，或者是为了自己绝对的逍遥自由，或者是为了做上国师宰相，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隐。

在历朝历代中，六朝时候的隐士是最多的。六朝承汉启唐，分别为吴、东晋、宋、齐、梁、陈，都建都于南京，当时的南京城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和古罗马城一起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六朝时的文学与清谈、绘画与书法、陵墓石刻艺术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形成以南京为道场的南朝文化。

以前，我们说六朝是乱世，从战争和破坏的角度来说，从正统与僭越的角度来说，那确实是黑暗的乱世，战乱一拨接着一拨，朝荣夕败，命不在我，但是在历史的棋盘上，六朝跟当时的罗马帝国和波斯王朝一样，它是创造性的一股力量，在创造新的历史和时代。

六朝的300余年，都是偏安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之中的南朝，文化上强大但是军事和政治上弱，这种偏安也是一种隐，文化的强大隐在它力量的弱小背后。

后来的南唐和南宋，包括今天的台湾，其实也都是南朝之隐。今天的中国大陆，在物质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台湾强大不知多少倍，但是在软性的力量上，在文化、政治、艺术和思想上我们却是衰弱的，远远不如太平洋中那么一个小小的岛屿，这就是台湾对大陆的一种隐，也是中国古典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一种隐，所谓王不见王。

在纵的历史上，这是一种大势上的隐，而在横的时代内部，其实也有一种隐。

也是在六朝，中国人开始第一次喝茶，茶逐步向北方扩散。到了唐朝，喝茶已经成了一种举国行为，并向周边的国家输出和渗透。人际之间的关系、人在官场里的关系，已经到了一种厌倦，他们开始向林野的、山川的、自然的东西寻找慰藉了，比如陶渊明。

中国文人隐逸很向往陶渊明，觉得他悠然南山下的心境，是一种隐逸的巅峰。陶渊明的隐，还不像其他人借归隐的行动，而买名邀誉，他是真的在求心求静地隐。

不但是陶渊明，正是在这样的艰危中，人们开始反求诸己，关心起自己的内心来，关心起文学和美学的东西来，在心里上找到一种自觉，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大巅峰，骈体文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六朝是一个烟波浩淼而又华丽奢靡、余香缭绕的时代，在千百年后，我们还在怀念六朝的风月，向往那个虽然铁血却是也有绮丽的岁月。

事实上，越是现实中的乱世，其实这种刚的、硬的力量强大而破坏的时代，似乎它的对立面也越繁盛，春秋战国，三国，以及晚近的民国，都是这样，一如六朝。

在这样的大时代中，个人的隐各有表现，老子的骑青牛出关是一种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庄子的遗世独立和逍遥无恃是一种隐，他在母亲去世后敲锣打鼓也是一种隐；“竹林七贤”的乖张恣睢和生活上的放达不羁，是一种隐；屈原的汨罗河投江，为了寻找一种清流和自洁是一种隐。你会发现，隐其实就是一种对抗，一种宁静的对抗，一种“非暴力不合作”，与他的时代和周遭相背离，保留住自己。

我觉得，中国官宦士子的历史上，最隐的人其实是苏东坡。他既不像陶渊明那样看空一切，到田园和山野里寻找最后的自然归宿，也不像杜甫一样游走在战乱和纷争中不忘济世的志向，而是在人生的南来北往中，把仕途的奔波和山水的归隐有一种调和，他的隐不是出走，也不是归来，而是在不走不来之间，在入世中有一种出世，也在出世中有一种入世。

这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隐，小隐是隐于自己，大隐则是隐于人海。苏东坡既没有丢掉自己也没有抛弃现世，而是在命运的波流中有一种通达和慈悲，他用自己把苦难流离隐去。

隐虽然一直被世人向往，但是同时对隐的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止。有人说，历史上那么多谋隐的人，他们的隐其实也并非为了清高自持，而是为打出一块饭的招牌，说穿了，谋隐就是为了谋官。姜太公隐钓于渭水之滨，为的是钓上姬昌这条大鱼；诸葛亮躬耕在南阳，自比管仲、乐毅，一待刘皇叔来访，便将《隆中对》一泻而发。

还有人说严子陵这样的隐，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单纯求隐的大名。光武帝刘秀是他老同学，做了皇帝后一次又一次请他出山，严子陵每一次都谢绝，每谢绝一次名声就大一次，同时刘秀也得到了求贤的美名，这是严子陵和刘秀的一把双簧戏，等到了最后他就虽隐在深山，但依然名满天下，刘秀朝也能冠以太平盛世。

这未必不是一种可能，隐为利刃，可以开当世的太平，也算是另一种法门了。只是这种隐，要么被邀出山前要忍受一种孤独和怀才不遇，要么就得像严子陵一样，做好一辈子隐的打算，那么更要受尽一辈子的孤单，这也算文武艺外的一种本领了。

像王维那样的半官半隐，其实更接近一种煎熬。他不喜欢官场的应酬沉浮，想在辋川这个清静之地悠然安闲地生活，同时又不愿意放弃官俸这个生活和物质的基础，所以只有脚踏两只船，在官场和隐居的两头做一个钟摆。王维这种隐，又不像苏东坡的入世隐于出世、在官隐于在野，或许是最痛苦的，因为那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拉锯战。

然而无论你是真隐还是假隐，或半真半假地隐，都要与孤独作伴，真隐是在孤独里寻觅自由天道，假隐是在孤独里等待上钩的鱼，半真半假地隐是在孤独里寻找自己。

比较起来，王维的隐其实最孤独，因为在那种两不相沾的隐里，自己最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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