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圣诞节和祭孔日

浅析中西文化

 

文 | 曹雅欣 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

 

 

 

幻想着麋鹿、礼物和圣诞老人的故事，圣诞节在孩子们的兴奋中来了；

遐想着教堂、飘雪和午夜钟声的浪漫，圣诞节在情侣们的期盼中来了……

任何一种文化，当它能以节日的形式来提醒其存在感、验证其影响力的时候，这种文化就已经成功地化入人间了。

 

圣诞节，又称耶诞节，以耶稣诞辰作为一个公众庆祝节日，这使它的宗教文化在哪怕并不广泛信奉基督教义的地域，也行之有效地遍布开来。

 

在中国，也有一个日子被戏称是“中国的圣诞节”，就是很多地方每年在9月28日公开纪念的孔子诞辰日，这个日子，以孔子的诞辰作为祭孔日、进而作为教师节。

 

当然，从历史考证来看，这种对孔子出生日的认定是延续了旧有学说，并不准确，孔子诞辰应当在阳历10月9日。不过以“9·28”来指代孔子诞辰日，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约定俗成，它引起的社会广泛关注意义，实在是早已超越了严苛的考古意义，因此，我们不妨将错就错，把9·28这个“中国的圣诞节”，与西方的圣诞节做一番比较。事实上，西方圣诞节也是后人公定的，并非就是耶稣降生的实际日期。

 

基督教又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教派分支，为便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说明，本文就以“基督教”作为统称。

 

 

 

（一）神与人

 

孔子与耶稣，在东西方都曾被他们的信众称作是“圣人”，《圣经》中记载耶稣称“我是世界的光”，而《朱子语类》记载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之言，把圣人看作是尘世光亮、照耀世间，这种崇拜确实是很近似的。但是，两者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耶稣的定位，是神，他是作为神的独生子的身份降临人世的，是以人类的救世主的形象来救赎世人的。在基督教的信条当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而儒家开创者孔子，即使在后世被抬高到“素王”的地位、被尊崇到“至圣”的高度，也依然定位在“人”。孔子生前死后的贡献与影响，使他当仁不让地被看做是圣人、是贤人、是道德高尚的大人、是才智超凡的君子，但无论如何，落脚点始终在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

 

孔子名丘、字仲尼，所以他被世人尊称为“尼父”，而上帝被称呼为“圣父”；圣父是天国无所不能的神，而尼父只是人间一个可爱的老头儿。

 

我们说的儒家文化，是指儒学，而非儒教。作为宗教的基督教，需要一个高于人类的神秘力量存在，而作为文化的儒学，则不需要，需要的只是人间的智者。

 

所以与基督文化信上帝的三位一体相比，中国儒家信奉的是依圣人之言而成为更好的人，无论是信奉的对象还是要成就的目标，都是世间之人。

 

儒家文化，是一种讨论为人处世之德法的君子型文化。

 

 

 

（二）末日与现世

 

基于开创者是神还是人，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看待世界的标准就有所不同了。基督文化相信末日审判，人在世界末日和生命尽头将接受神的审判，神来根据人的一生罪责决定其进入天堂得永生，还是走入地狱受永罚。

 

而儒家文化是不探讨未知世界的，孔子终其一生都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看待死后世界，对于无法求证的冥冥空间，孔子并不去猎奇，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认为生前的修习还没完成好，何需担忧死后的未知领域。

 

那么问题就来了——信仰神灵的教徒可以用神的审判作为标尺来约束生前所为，无神论者是否就会因缺少敬畏之心而肆无忌惮呢？

非也。

 

儒家文化强调，要以道德力量作为毕生的行为坐标，讲“君子慎独”，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认为人对自我的道德评判是片刻不离心头的，认为君子对自我的德行监督是不分人前人后的。

 

所以与基督文化的信末日、信天堂与永生、信地狱与永罚相比，中国儒家是一种专注生前修养而不谈死后玄虚、信奉道德力量而不借神灵约束的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种修行人间的现世型文化。

 

 

（三）原罪与习性

 

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基于人类具有“原罪”。上帝造人，造出一男一女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上帝命令而偷吃禁果，这份罪责便随之传给后代。所以只要是人，生来就背负着原罪，不能够自我救赎，必须要依靠耶稣的拯救。

 

儒家文化也讨论人性原始的伦理道德，而且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孔子的时代，他不曾明确为人性的善恶定论，孔子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性天生都是相去不远的，只是后天的行为习惯才使每个人的表现差异越来越大。那么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用基督文化的语汇来说，人之初，到底有罪还是没罪呢？

 

孔子没有定性，而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却给出了不同答案。儒家“亚圣”孟子提倡“性善论”，认为人生来怀有善心；而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具有恶心。正是对人性的基本判别不同，便衍生出了对于治国理政的思想不同：

 

孟子坚持德治、提倡仁政，希望用道德的力量感化人心、教化善念；而荀子作为儒学家，在“性恶论”的理论下，教出的是李斯、韩非子这样典型的法家弟子，法家思想者正是由于不信任人性才重法度，要用法令来约束人性之恶。

 

这便是“德治”与“法治”的分野。

 

但理论出发点的不同，不影响融会贯通的运用自如，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德治”与“法治”并存的手段最成功有效。对于人性的两面性，既要进行德治的教化和引导，也要运用法治的约束和保障。

 

所以与基督文化的信原罪、信救赎相比，中国儒家更信人性善恶并存、信人性天生相近，要靠后天的修习来实现自律、靠德法的兼治来实行他律。

 

儒家文化，是一种退而修身、进而治国、修己达人的实用型文化。

 

 

 

（四）宗教与文化

 

两者还具有最本质的不同：基督文化是宗教信仰，而儒家文化是人生修养。

 

基督文化，一切教义首先是以信仰上帝为前提，无条件信服是理论成立的基点，所有信奉都来源于对超自然力量的神性崇拜；

儒家文化，以老师的教导内容为至理，一切学说都是经验总结出的道理、是理性推导出的逻辑，所有认同都是基于对现实存在的人性分析。

 

任何宗教的神性崇拜都是强调唯一性、具有排他性的，必然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的思维；但是作为人生修养的学术理论正好相反，是从理性出发形成的思维产品。

 

有些观点认为，在中国，严格的宗教意识从来都不真正深入人心，所以中国人缺乏信仰，缺少来自教义力量的约束，缺失源自末日审判的畏惧，所以会道德滑坡、所以会丧失底线……但这实在是一种文化上的偏见。对于广大中国人，虽无宗教，却有信仰。

 

大部分中国人，受文化基因中代代传承的现世思维影响，对无法证实的神明和死后世界是否存在确实存疑，因此难以彻底信奉宗教中宣扬的唯一真神。但是中国人绝对信奉着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社会形成公论的道德教义，信奉“厚德载物”、信奉“为政以德”、信奉“忠孝仁义，信礼智勇”、信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信奉“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信奉“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信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儒家文化从人性本源、到目标设定，从修身过程、到社会推广，全都给出了明确的思想认知和操作方法，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些理论学说足够指导一个人成人、成事、成功。所以中国人的信仰，不是冥冥神明的救赎，而是自身文化的指引。

 

儒家文化，是一种以文化信念取代宗教信仰的理性力量。

 

 

 

（五）尊神与尊师

 

12月25日圣诞节，是把耶稣当做神圣来礼拜；而9月28日祭孔日，是把孔子还原为教师来礼敬，——所以祭孔日的本质，是教师节，而不是圣诞节。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重点始终是“师”。

 

如果以一个周游列国奔走呼号的政治人物的角度来打量孔子，那么孔子的一生无疑是失意的一生，他在生前从未圆满实现过政治抱负。而历朝历代优秀的政治家却数不胜数，他们在仕途上比孔子大有作为，可他们却都没有成就孔子的名声，为何？就因为孔子最伟大的身份，不是政治家，而是教育家！

 

他是一个开设私学而有教无类、提倡六艺而因材施教、弟子三千而贤者弥众、学而不厌又诲人不倦、编撰六经又教学相长、为社会成就“学而优则仕”的有为学子、为后世传递经世致用的人间真理——这样一位具有开创性、示范性的成功学者与师者。

 

教师，是孔子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身份，是他最朴素也最恒久的价值；教师，是中国文化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敬重、不同于神性崇拜而达到的一份理性尊崇。

 

儒家文化，是一种尊师重道大过尊神拜圣的学习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