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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十年的筚路蓝缕，中国现代企业已经发展得颇具规模，同时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例如家族企业接班人的甄选，股份制企业总经理与董事会的关系，传统行业是否应当主动变革以适应新时代等，不胜枚举。很多企业管理者带着管理的困惑学习西方舶来的理论，付诸于实践时却常有无力感。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汲取中国式的管理智慧。中国企业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需要从丰富的历史案例中获得灵感。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无数杰出的人物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在历史上书写了无比壮丽而又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得益于中国的史官文化，这些故事得以记录和传承，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如若能够学之一二，对企业管理将有很大借鉴意义。很多人都知道《资治通鉴》，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成，退居洛阳修此史书。这部书历史地位非常高，被誉为《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鸿篇巨制，但司马光最初目的很简单，就是把历史编撰成故事讲给皇帝听。中华帝国就像一个股份公司一样，皇帝是董事长，他怎么才能做好这个董事长呢？司马光认为皇帝得学一学历史的经验。

历史的深处所埋藏的不只是废墟故事，更有鉴往知今的大道至理。企业管理者读一读历史，对管理现代企业很有借鉴。例如，三个人一起创办公司，一起辛辛苦苦地打拼。公司做大后，就有了尊卑，也面临如何对待元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人设计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叫“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官职给职业经理人，给有能力的人；爵位给元老，给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爵位还可以传承。

诸位来到“从历史看管理”这个项目，我们不为修身养性，不为交友，而是要学习一门技术，这门技术就叫“从历史看管理”。具体来讲，就是要去学习怎么样去管理企业，怎么样用人，怎么样去商战，怎么样传承企业，把历史技术应用到管理实践当中去。我们处于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古文功底又不够扎实，没有时间和能力去精读二十四史。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请大师和专家来到课堂上，请他们来解读历史。北大的课堂是开放的，您可以不同意教授的观点，您可以分享独到的见解，我们欢迎各种观点的碰撞与争鸣。我们要以批判性思维来读历史，历史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意识形态。

企业内部是专制的，自上而下，等级森严。帝国与公司面临的共同核心问题是委托与代理的关系。董事长委托总经理管理公司，皇帝委托宰相治理国家。自秦汉以来，君权与相权就一直处于对立而统一的相互制衡中：君权强势时，宰相的权利空间就相应被挤压；君权势弱时，宰相的权利空间就相应扩张。皇帝可以把国家交给丞相，例如万历不临朝听政长达二十八年。也有雄主不信任丞相，削弱相权，亲自管理国家。明朝时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严令“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而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的危机感很强，一方面处处显示其强大的控制力，一方面特别担心有人谋反。清朝亦没有设立宰相，军机大臣只有参议政事的权利,没有决策权利。实质上军机大臣就是一群高参,权利全部集中在皇帝手里。皇权与相权的对立统一，本质上在于二者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冲突。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华帝国需要处理的另一层复杂关系，企业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后，就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是以加盟店还是直营店的形式继续扩张？中央对地方如何管理，如何把握放权和监督的尺度，如何实现地方机构的内在制衡，这些都是中华帝国和大公司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商场与战场的竞争最终都归结为人的竞争，历史故事当中蕴藏的做人哲学可以被企业的管理者活学活用。以清朝慈禧太后身边的宠臣李莲英和安德海为例，二人可以说是做人的一正一反两个典型案例。安德海恃宠而骄，干预政事，纳贿招权，个性张扬，对亲王和大臣不敬，最终落得被巡抚丁宝桢擒获处决。而身居高位的李莲英却为人保守，行事低调。他深受慈禧宠信，却又对傀儡皇帝光绪加以照顾。慈禧想废掉光绪，而李莲英在这件事情上一直不表态，坚持自己的原则，处处为自己留余地，得以善终。李莲英在临死前，用八个字总结自己一生，即“事上以敬，事下以宽”。二人的故事，警醒世人“人在高处莫得意，唯能低调方保身”。

企业家读历史，要知管理，学做人，更要看天下。不只看中国，更要看世界。现在很多人喜欢读曾国藩和胡雪岩，但是读西方的人还是太少。有几个人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摩根家族的具体情况？这些家族管理企业又有哪些案例值得我们借鉴？有一本书《货币战争》风靡一时，里面讲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美联储、以及整个世界的金融命脉。如果我们不读历史，就不知道这是篡改历史，要么愚蠢，要么别有用心。企业家要了解西方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深刻地理解现在的西方社会以及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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