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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更加富强的必不可少的一点。

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然而，这些都是形成一个国家的基石。

在国家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即可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中国历史上家训不可胜数，选出十份与大家共欣赏。

“一饭三吐哺”

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他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说：“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佐皇上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

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我听说，德行宽裕却恭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

即使贵为天子，之所以富有四海，也是因为遵循了这些品德。不知谦逊从而招致身死国丧，桀纣就是这样的例子。你怎能不慎重呢？”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可谓良苦用心。

“此孝之大者”

司马谈学富五车，所以他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时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个职位是武帝新设的官职，可以说是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

因此，司马谈对武帝感恩戴德又尽职尽责。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这就是司马谈的《命子迁》。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并认为这是“大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他感到自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写作的职责，内心十分惶惧不安。所以他热切希望司马迁能完成他未竟的大业。

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此话信然。

“非淡泊无以明志”

诸葛亮46岁才得子诸葛瞻。他很喜欢这个儿子，希望儿子将来成为国家栋梁。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子叫庞涣，深得诸葛亮喜爱。诸葛亮常年征战，政务缠身，但仍不忘教诲儿辈。

他写给诸葛瞻和庞涣的两封家书，被称为《诫子书》和《诫外甥书》。《诫子书》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气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不庸，不免于下流。”

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儿子和外甥的要求是一致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是古代家训中的名篇，阐述修身养性、治学做人道理，读来发人深省。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颜之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思想学识，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共有七卷计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

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书中许多名句一直广为流传，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父子之间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矣。”“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等等。

历代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

“每餐一食，则念耕夫”

帝王家训占有特殊位置，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太宗非常注重对皇子们的教育，经常告诫后代，应当遵守道德规范，加强道德修养，掌握治国之道。在《诫皇属》中，唐太宗以自己勤勉政事为例，告诫“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皇属克制自己，珍惜财物，不可奢侈，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

在听闻决断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任凭自己的喜怒，要谦虚、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要因为别人有短处就鄙视他们，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优点就恃才而骄，要把敢于反对你的人当作老师，把逢迎你的人视为贼子。只有这样才能够永久富贵，贞正吉祥。太宗对皇属都有如此严格要求，“贞观之治”的出现就自然而然了。

“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包拯以公廉著称，刚直不阿，执法如山。他在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

“珙”者即包拯的儿子包珙。包拯的这则家训是他生前对子孙的告诫，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这寥寥三十七字，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千载之下，亦足为世人风范。包拯的家训，既是他对后人的训诫，也是他一生的品格写照。

“玉不琢，不成器”

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对他的教育很严格。为节减开支，母亲用芦苇、木炭作笔，在土地或沙地上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在家训中希望儿子能继续养成读书的习惯，并从书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于是他在教导二儿子欧阳奕努力学习时写下《诲学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欧阳修以“玉”喻“人”，诲学有道，可谓金玉良言。

“小人为恶不必谏”

袁采为人才德并佳，时人赞称“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在任乐清县令时，他感慨当年子思在百姓中宣传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写《袁氏世范》一书用来践行伦理教育。

《袁氏世范》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所以又称《俗训》。书中有许多句子十分精彩，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袁氏世范》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奉为至宝。

《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真正做到了“垂诸后世”。

朱柏庐（1627—1698），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毋临渴而掘井”朱柏庐的父亲在守昆山城抵御清军时遇难。朱柏庐侍奉老母，抚育弟妹，播迁流离，备极艰辛。

他始终未入仕，一生教授乡里。他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与顾炎武坚辞不应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与徐枋、杨无咎号称“吴中三高士”。

《朱子家训》全文五百余字，内容简明赅备，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朱子家训》全文虽只有506字，却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凡是人皆须爱”李毓秀科举不中后，就致力于治学。他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结合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

《弟子规》清代后期广为流传，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弟子规》看似一本不显眼的小书，实际上汇集了中国至圣先贤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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