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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极重取名，作为一代文豪的苏洵，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自然也花了不少心思。苏洵长子名苏轼，次子名苏辙。这中间又有什么讲究？

苏洵年少无行，到二十七岁方发奋读书，二十九岁生下苏轼，三十一岁生下苏辙。在苏洵年近四十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名二子说》，明确提到自己为两个儿子命名的原因。　　

两兄弟的名，都和古代马车有关。
　　对长子苏轼，苏洵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轼”是古代车前用作乘车人扶手的横木。和车轮、车辐（支撑轮圈的细条）、车盖、车轸（车底的横木）相比，轼仿佛没什么作用。可是，如果一辆马车没有车上扶手的横木，又总让人觉得不完整。于是，这个没有实际作用的“轼”，就只剩下装饰的作用了。苏洵说，我儿苏轼啊，我担心你不注意外在的装饰啊。苏洵希望苏轼能够察言观色，掩饰真心，遇事不要冲动，对人不能过于坦诚。

　　对次子苏辙，苏洵写道：“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辙”就是马车行走留下的印迹。苏洵说，天下的马车行走都遵循前车的印迹行走，可说起马车的功劳，大家根本不会提到车辙。虽然车辙无功，但一旦车翻了马死了，出了祸事了，车辙也不会受到牵连。苏洵的意思说，如果苏辙能够甘心做一个车辙，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也可以免于灾祸。

　　作为一个父亲，本应当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不说光宗耀祖富贵终生，至少也该出类拔萃，与众不同吧。可堂堂“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为何希望儿子学会掩饰真心，甘心平凡呢？

　　这就要说到苏洵坎坷的求官的经历了。

　　后人提起“三苏”，多称道“一门三进士”，甚至有人认为三苏是同时考中进士，其实不然。《宋史》记载：“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苏洵二十七岁立志读书，二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之后又参加茂才异等的考试，但是都没有考中。此后苏洵还考了十多年，但都没有考取进士。在嘉祐二年，父子三人一起来到京师，在那一科中，苏轼和苏辙兄弟高中，而苏洵则没有提及。或许是苏洵不屑于和儿子同科考试。当两个儿子一考即中之后，苏洵不无感伤的写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一晃，苏洵参加科举已经二十余年，依然是一无所成。进士功名对于儿子来说，如此轻而易举，对于苏洵来说，却是那么可望不可即。

　　那么，以苏洵之大才，为什么二十年科举不中呢？

　　除却宋代进士一科选拔名额较少，一般一科就是二三十人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源自苏洵倔强傲岸、无所顾忌的性格了。

　　在三十岁左右，苏洵的文章其实就已经写得非常不错，可名声却不出蜀中。当时天下文风以诘屈聱牙，讲究典故铺陈的“太学体”为主，而苏洵文章往往陈诉时弊，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国家大政。苏洵又不屑于拜望结交地方官员，就算是和家族当中有功名的亲属也刻意划分界限，保持自身的高洁。地方那些庸碌的官员根本就不想惹事，自然不会把苏洵的名字上报。

　　多年之后，为了儿子的前程，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走出书中，直接到京城参加科举。到了京城之后，苏洵把自己所做的一些文章献给文坛宗师欧阳修。欧阳修一看大为赞赏，又把苏洵推荐给朝中大臣，一时之间京城文学之士纷纷颂扬苏洵之文。

　　有如此大好形势，苏洵本该平步青云，展开美好的仕宦之图。可是，现实却非如此。因为苏洵的傲骨，不知不觉当中得罪了好些人，其中就有知制诰王安石和宰相富弼。欧阳修召开文会，遍邀京城名士。席上，欧阳修请苏洵发言，苏洵大谈朝廷局势。当时李元昊（西夏开国之君）在西方起兵，当时宰臣多主张用金钱换和平，对于这种行为，苏洵很不以为然。苏洵认为，对待西夏，只有用战争取胜，而不能走贿赂路线。在《六国论》中，苏洵说“苟以天下自大，而从六国破亡子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就差没有直接说执政者是卖国求荣了。那些中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对于苏洵的观点都极力赞扬，可执政的宰臣却很是生气。

　　王安石和苏洵政见不同，批评苏洵是书生之见，见识短浅。苏洵就写了一篇文章《辨奸论》，斥责王安石之流为朝廷奸邪。王安石大怒，当欧阳修举荐苏洵时，王安石也不遗余力的进行攻击。宰相富弼一开始对苏洵也有所期待，可看到苏洵如此不识时务，屡次公开批评自己制定的国策，对苏洵也变得反感起来。当宋仁宗暗示想提拔苏洵的时候，富弼表态：“苏洵专门劝人用杀戮来确立威信，想要当官未免太急切了。”富弼对苏洵主战的政策不予置评，而攻击苏洵热衷功名求官心切，操守问题严重。宋仁宗听后，也就放弃了提拔的念头。

　　在两个儿子考中进士之后，苏洵就绝意科举，专心著述，希望以立言一道，留名后世了。之后，宋仁宗曾经亲自下诏，邀请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这本是天大的恩赐，可苏洵却认为，以自己的名声，根本就不需要再进行考试。苏洵推托有病，竟然没有应召。总算宋仁宗大度，没有计较。数年之后，宰相韩琦推荐苏洵出仕，担任了一个从八品秘书省校书郎，死后也不过追赠为正八品的光禄寺丞。这并非宋仁宗薄情，而是苏洵并非科举正道出身，又没有实际的政绩，自然不能授予过高的品阶。

　　苏洵晚年虽然彻悟，对于功名不大在意，可看到两个儿子少年成名，前途远大，苏洵心中又是欢心又是担忧。相对而言，长子苏轼才华横溢却又锋芒太露，待人真诚却又心无城府，见识卓绝却又不屑韬晦，许多方面和苏洵很像。正是看待了长子苏轼这个性格特征，苏洵才说“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次子苏辙虽然才学略逊兄长，可性格沉稳许多，颇像端庄宽仁的夫人程氏，反倒让苏洵放心。
　　益州知州张方平向来有慧眼识才的名声，苏洵特意带上两个儿子前去拜访。张方平和苏轼聊天之后认为苏轼乃是奇才，于是写了六个题目，让苏轼兄弟当场作文。苏轼拿到考题之后，立刻开始下笔，可苏辙看着考题却犹豫不决。苏辙拉拉苏轼的袖子，问第五个题目出自哪里，苏轼没说话，只是用毛笔敲了敲桌子。苏辙立刻明白了，考题出自《管子注》。一会儿苏辙又用眼光询问第六题出处，苏轼起身，到苏辙桌前，径直将这道题目划去。很快，苏轼把写好的五篇文章上交，过了好一会儿，苏辙也交上自己写的五篇文章。张方平看后大喜。他出的六个题目都很偏，不是博学者根本不知道出处，而第六题则是他个人杜撰，并无出处。苏洵请张方平评价下两个孩子。张方平说：“两个孩子都是天才。长子聪敏过人，让人赞叹；次子谨慎厚重，他日的功业或许超过哥哥呢。”

　　后来，苏轼因直言己见，在新旧两党的争斗中秉持自身的原则，不同流俗，结果新党执政时遭遇“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新党上台是又被贬海南，饱受飘零之苦。而苏辙虽然一度受到兄长苏轼的牵连，却能够三缄其口，懂得明哲保身，是以苏辙名声虽然不如兄长，可元佑年间却官至门下侍郎，拜相执政。一切正如苏洵所料。

　　后来，苏轼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洵对儿子的期望与此相同，用心可谓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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