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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逐渐融入世界潮流。西风东渐，古老国度的社会风俗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影响，圣诞节在沿海口岸、大城市甚至内地流行了起来。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看来：圣诞节是西方的，而欢乐是国际的。这种欢乐的特色竟是如此深入人心和蔚然成风。节日之际，有些人忙着邮发圣诞卡片，有些人热衷于扮演圣诞老人，更有人通宵达旦的欢庆圣诞夜。当然，每一个欢乐的节日都离不开舌尖上的饕餮，圣诞节当然也不例外。

　　基督教与圣诞节

　　基督教的三大派别，即罗马公教(在我国称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基督教、耶稣教)于不同时期传入中国,并得到传播。据《申报》所载《基督教在中国之事业》（1922年12月11日）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922年底，全国共有基督教教堂l037处,布道区8886处，正式教堂6391处。

　　圣诞节(Christmas)这个名称是“基督弥撒”(Christ mass)的缩写，又名“耶诞节”。弥撒是教会的一种礼拜仪式。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圣诞节已成为各教派基督徒的一个重要节日。19世纪，随着圣诞卡的流行，圣诞老人的出现，圣诞节也开始在非基督徒中流行起来。在许多欧美国家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交换礼物，寄圣诞卡，亲友聚会品尝大餐。

　　圣诞节的庆祝内容整合了多个国家的习俗：圣诞颂歌起源于英国和澳大利亚，圣诞树来自德国，第一张圣诞卡是1843年英国人亨利制造出来的，英国少年儿童在圣诞前夕把长筒袜子放在壁炉旁，相信圣诞老人在夜里会从大烟囱下来，给他们带来满袜子的礼物；法国的少年儿童把鞋放在门口，让圣婴来时把礼物放在鞋里面；圣诞大餐吃火鸡的习俗始于1620年，盛行于美国。

　　近代以来,圣诞节及圣诞老人作为西洋文化的代表传入中国，并不断融入中国的社会习俗，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明的交融与重塑。1916年，《申报》上首次出现圣诞节广告——联生公司的圣诞节礼品广告，随后关于圣诞节的广告内容不断丰富。1919年，惠罗公司在广告中首次使用圣诞老人形象之后，几乎所有的圣诞广告，无论是国货还是洋货，都采用圣诞老人作为基本广告形象，充斥在圣诞节前后几乎所有的广告上。

　　基督教徒过圣诞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悍然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救亡图存一致抗战的呼声日渐高涨。1932年圣诞节来临之际，有人在《道南报》（民国时期在厦门教会颇有影响的报纸）第6卷第21期上撰文指出：中华民国的基督徒是中华民国国民的一份子。国民要爱国，基督徒也要爱国。如果有一点血气的人，谁也不肯甘心懦弱地屈服在木屐儿底下，任他践踏！任他摧残！在这悲欢交集的圣诞节，不应忘记那些为民族为国家为世界争公理正义的战士们，那些在冰天雪地里肉搏冲锋的义勇军。

　　自陕西省安康县本教区成立以后，在会堂设总堂，每年都会隆重的庆祝圣诞节。圣诞节期间，教友们张灯结彩，各乡间的传教先生各自率领已满“四规”的老教友和预备领洗的新教友，齐聚总堂。其中，1936年庆祝圣诞节的气氛尤其热烈。

　　圣诞节当日子时，巴南初(意大利人)主教举行大礼弥撒；早晨8点，马冀笃神父作大弥撒，并讲圣诞节道理弥撒。稍后，商会主席兼本堂会长汪更生给预备受洗的新教友宣讲坚固信德的道理。汪会长是地方名流，作为表率平时热心虔敬，他所做的讲演使新教友倍受鼓舞。紧接着，巴主教和马神父一起给新教友行圣洗礼，向热心传教的神职人员颁发了银质奖章。下午3点，行圣体降幅礼后，主教、神父和众教友前往将建设新大堂的地点，举行奠基典礼并拍照留影。

教会学校学生过圣诞节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与燕京大学等具有教会背景的高校，相继搬迁到四川成都的华西坝。1941年的圣诞节，就是在漫天烽火中度过的。

　　12月22日上午，金陵大学宗教委员会联谊组主办了教职员工家属庆祝圣诞大会。大人、小孩齐聚在教育学院的阶梯教室里，唱歌崇拜、鼓舞欢欣；舞台上演出着精彩的圣诞名剧，中英文系女教授商能担任导演，教授、助教、中西、老幼全都上场；小孩子们有吃有玩，笑颜常开，直到华灯初上，尽欢而散。

　　另外，在事务所礼堂举办了有关“节约建国储蓄”与“节约与抗战”的辩论赛。圣诞节前一日，学校放假，女生宿舍开放，举行清洁比赛，晚间在饭堂内举行化妆游艺大会。师生同乐，欢乐融洽。晚上11点，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基督徒同人，联合举行圣诞夜庆祝会，灯火通明、圣诞树上金星点点、半空中飞舞着片片雪花，男女学生高歌圣诗，稍后拜访了校长及其夫人。最后，还举办了几校联合的“弥赛亚”圣曲演奏大会，共同祈祷和平早日到来。

　　舌尖上的圣诞节

　　中国的许多节日，与各种美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火鸡和圣诞布丁等大餐在沿海城市的流行，展现出国人舌尖上追求的不懈与偏爱。

民国时期饭店的圣诞节广告

　　民国时期，沿海一些地方的乡间教徒为庆祝圣诞节而分发一种馒头，貌似高包“寿桃”，美其名曰“耶诞馒头”，按人分发，十分有趣。宁波一所教会小学，平时伙食一般，只有到了圣诞节，学校才特设盛筵——宁波十大碗，此外还安排有“拾桔子”等趣味活动。杭州广济医院附设医专学生，每到圣诞夜都由学校出发，沿途唱歌，到牧师住宅报信——报喜信，而牧师早已备好茶点以及菜食，满装几个篮子；一会儿信报的到了，分享茶点，有时还能带点食品回去。

　　上海人庆祝圣诞节，习惯准备一些糖果茶点。有一种专门送给小朋友的圣诞礼包，叫做“耶诞果”，绝对是个中西合璧的典范：红纸包裹，枕头大小，里面有瓜子、长生果、松子、陈皮梅、橄榄、牛奶糖和桔子等。有的里面还会放入手绢、文具、小皮球，甚至一尺长短的洋娃娃，深受儿童的喜爱。

　　圣诞节期间，时髦男女自然愿意光临那些经营圣诞大菜的饭店了。例如，上海著名的雪园、青年会西餐厅、惠而康西菜馆。最初，圣诞餐的价格也不是很高。雪园的午餐每客1.2元、晚餐1.7元、西茶点0.5元、半夜餐1元；青年会西餐厅的圣诞餐也不过每客1.5元。

　　20世纪30年代，随着圣诞节饕餮风气的逐渐盛行，在一些发达的沿海口岸和大城市，圣诞大菜渐为市民接受并成为节日狂欢的重要构成。上海各饭店圣诞大餐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从每客3元、15元、50元涨至通货膨胀时期的好几万元。当然，对一般人而言这种消费还是难以承受的，可在十里洋场，这都不是事儿——再高的价格也会有扑火的飞蛾。

　　圣诞节来临之际，火鸡不但是盛宴中的必备主菜,也是馈赠亲友的佳品。当时，舟山火鸡最为闻名。这是舟山岛上农家的主要副产品,每家差不多都会蓄养几只火鸡，圣诞节前运到上海销售。由于供不应求，每只火鸡的价格高达法币十五六万元（1946年底），而且市面上还很难买到真正的舟山火鸡，很多餐馆往往以鹅肉冒充。

　　当然，无酒不成席，节日期间洋酒亦十分畅销,价格也比平时贵，每瓶白兰地的价格大约在法币五六万元（1946年底）。

　　除了圣诞大餐外,食品店也常常出售秀色可餐的圣诞蛋糕。人们购买之后，在圣诞夜或圣诞节当日，举家分享。由此看来，一个吃字贯穿了中国上下几千年，传承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对于人类而言，大部分节日活动都是从肉体到精神上的自我犒劳，都希望这一天比其他平常的日子过得任性一些、惬意一些。

　　圣诞节的尽情狂欢

　　如果像圣诞节这样一个充满洋味的节日仅仅停留在吃的层面上，那就缺少了很多乐趣。人们在酒足饭饱之际，想到更多的是怎样获得精神上的更大愉悦和狂欢。20世纪30年代,大城市舞厅林立,跳舞之风方兴未艾。距离圣诞节还有不少时日，各大舞场就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圣诞舞会的广告招徕宾客。

　　1934年12月25日，上海百乐门大饭店的圣诞晚会费用高达15元之多。一星期前定座者就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佳座无多，预定一空，后来者虽掷重金，亦难求一席，盛况空前，打破全沪夜总会纪录。

　　1941年圣诞节，作为沦陷区的上海，还是一派笙歌。报纸上的舞场广告仍然连篇累牍，甚至用“狂欢通宵”“赠送精美玩具”“Kiss竞赛”等宣传口号吸引眼球。节日来临，舞池中的热闹景象不亚于往年：绅士、淑女们套上面具，相视而笑；音乐疯狂的演奏着，舞女们卖力地扭动着腰肢；觥筹交错、烟雾缭绕，人们在狂欢中伤感时间的飞逝。

　　抗战胜利后，上海、重庆、桂林都在圣诞夜狂欢。在上海，各舞厅均张灯结彩、极尽铺张，并穿插各种游艺节目娱乐宾客；在桂林的丽都、中央餐厅等饭店，坐满了穿着草绿军装的盟军和奇装异服的妖艳女人；在重庆的拍卖行里、电影院门口、放着大蛋糕的橱窗里,到处都有圣诞老人的踪迹。这在当时，确实为比较奇怪的景象——各国在华人士一般都在家中吃火鸡度圣诞，而中国人却拥向了各色舞场尽情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