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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中，“君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在大众语言中应用最为广泛和频繁的词汇。毋庸置疑，当我们今天口称君子之时，所指的就是孔子界定的君子。
但是，君子这个概念并不是孔子的原创。事实上，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词早已存在，而且具有明确的内涵——简而言之，所谓君子就是"君"（们）的儿子，就是对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后代的统称和代名词。因此，今日所说的君子，其实与所谓贵族之间，存在着斩不断的血脉联系。
如同许多概念一样，贵族作为一个概念的内涵，也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 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尤其是在经历了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私人定制”式的宣传之后，如今当我们再提起贵族一词时，往往和权贵、纨绔子弟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我们不禁思考一个简单问题——最初的贵族凭什么拥有了比普通人更加尊贵的身份与地位？原初的贵族是什么样子？
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与存在，都有其客观的需求作为前导和支撑，贵族也不例外。事实上，所谓的贵族之所以能够出现，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进而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其最初始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的祖先）拥有在原始的部族对抗中，保护自己所在部族成员的安危的能力，并且愿意为此而奉献其能力，并且承担相应的种种不可预测的风险。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拥有的尊贵的身份，特殊的权利等等，正是部族成员对此付出的酬劳。
这就是说，贵族之贵在于其承担的责任的重大，而完成这一重大责任，又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和高尚的品德作为支撑——能力是必要条件，品德是充分条件，有能力而没有奉献精神，也不过是自保而已，值得羡慕，并不值得尊敬。简而言之，是因为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来的的更加重要，因此，是值得和需要被尊重。
很显然，最初这种能力，应当主要是源于先天的体能优势，而所谓德行也更多的应当是由此而来的豪迈与勇敢。因此，早期的贵族或者说君子，原则上都是肩负着保卫国家职责的武士。这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西方的贵族系统之前，西方的贵族总是以戎装显身的原因所在。而在古代中国，至少在西周初期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战争与普通的庶民无关，而仅仅是贵族的工作。而这份工作，显然是需要由家族的基因特征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的技能训练，才能够胜任的。同时，其背后的奉献，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担的。
所以，所谓的“世袭”至少在原则上，是既有必要又有基础的，因为在早期的贵族中世袭的不仅仅是地位与特权，还有责任、义务与技能。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用以保证贵族们履行其职责，进而保障其尊贵地位的合理性的能力，或者说技能的内涵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其中，可以通过血缘基因的传递而“世袭”的，先天的体能因素的重要性，逐渐被可以由后天培养和积累而来的知识因素所淡化。虽然，通过对受教育权的垄断，曾经使贵族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旧保持着在能力上相对于大众的优势。
但是，自春秋以来，随着知识的快速下行与普及，和失去了周天子约束与监督的君子们，自身在世官世禄代替选贤任能的安逸中，日渐慵懒乃至庸俗，乃至低能化。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全社会酝酿着不断膨胀和加压的不满与怨愤。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士，通过学习不仅具备了参与政治的能力，而且还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激荡的热血纷腾，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则是一群公认的，失去了可以拥有特权的资本的人，仍旧把持着特权，并且在以天下万民，当然包括那些来自底层的知识精英们的疾苦为代价，享受着自己的特权。
这就是孔子所面对的时代背景：
现实中的贵族（君子）们越来越表现出，表面上是能力，实际上是道德的衰退——他们已经忘记了，或者不愿意想起自己何以为尊，何以为贵的原因，而仅仅是想享受眼前的尊贵。因此而逐渐失去保护族群与社会稳定与安全的能力，和被人尊敬贵重的资格。
反之，社会乃至其中的个体，却因为失去了安全与稳定的保障，而趋向于混乱，春秋中后期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其实就是这种混乱诱发的上自诸侯，下至庶民的恐惧心理的直接反应。
如果不能有效而及时的对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不满与怨愤进行疏导，不能缓解弥漫在社会之中的混乱与恐惧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因为民怨的膨胀而“炸裂”，其讲摧毁的不仅是常人可见的，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那些令人生厌的贵族们，以及他们的种种令人生厌的行径与特权；还有只有少数具有理性而客观的头脑与眼光的人，才能看到的原本附着在贵族这一概念上的，种种源于人类最初的善良与美好的种种堪称高尚的贵族精神。
天所幸，孔子的伟大就在于，当他无奈地看到原始的贵族/君子正在不可逆转的退化这一事实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才是贵族精神的本质。如前所述，这个本质不是别的，正是那份对社会，对公众的责任心，和对自身，对个人的道德感，以及这种责任心与道德感，对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清醒认识和把握。
于是，孔子通过对贵族精神的本质进行的去伪存真，提纯取精，将原本主要基于武力技能的武士君子，变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打造出来的，主要基于文化道德的文士君子。简而言之，这是一群具备某种德行标准的，具备一定才能的，不依赖于血缘关系，而仅仅是凭借自身的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完成了自我塑造的德才兼备的，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自我道德感的文士。
他们因为继承了原始贵族所曾经拥有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众安全的责任，以及相对于大众的在能力与道德上的优势，而在事实上具有了贵族的资格，在贵族已然不能世袭的时代里，成为了不（需）世袭的贵族。
所以，严格的讲，孔子是通过偷换概念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君子的概念，但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孔子抓住了君子/贵族这一概念的本质，因此，既实现了对以先天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彻底突破，历史性地将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与此相对的所应当拥有的权利，从先天的血缘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向了后天的知识与德行的累积。原则上，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遇，最大限度的释放了存在于现实中的个人的潜能，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同时，也成功地将源自上古的以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个人的道德感为核心的贵族精神，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成功的保存了下来。清末明初的著名学者辜鸿铭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功绩——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就是对孔子这一创举的既客观又形象的确论。
因此，孔子重新创造了君子这一概念，既是两千六百年前的对人性的一次大解放，其成就不仅丝毫不逊于两千多年后的西方的所谓民主革命。而且，还成功的规避了由于贵族精神被彻底摧毁带来的人类文明的虽然是隐性的，但却是真实的断裂，以及在社会管理原理以及道德水准上的矮化。将由上古的尊贤重德的思想，与日渐普及的知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了一个可以自我升级与完善的，“活的”有机体。
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将国家交给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来管理的观念生根发芽。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以选贤任能为目的的种种制度如花似锦，织就我中华之后两千多年如日月般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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