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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六十四卦把自然界的六十四种现象,以及相应的人生六十四种境遇展现给我们,并告诉我们遇到这些现象、这些境遇时,要如何对待。
《乾卦》作为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又把事物的发展具体分成了六个阶段:潜、现、惕、跃、飞、亢。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种思想的发展,都脱离不了这个过程。
一个人,如果能清醒地知道自己处于其中的哪一个阶段,并根据其卦义、爻义,洞悉自己在这个阶段该采取什么样的处事态度,那他(她)就可以很自豪地说自己“活得有数”、“活得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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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卜乾
中国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有了什么为难的事情,都喜欢算卦,《世说新语》中就讲了一个晋武帝卜得《乾卦》的故事。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中风猝死,司马炎继任晋王。同年十二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国号晋。
想到45年前曹丕也曾以汉帝禅位的手段称帝,晋武帝见了,心里难免忐忑不安。于是,他找来掌管立法、推算的太史,为自己卜卦,推算吉凶。
卜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群臣都肃立在两侧。
太史按照《易经》规定的程序做了认真的推演,最后得到《乾卦》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意即还须养精蓄锐,不可盲目行动。
晋武帝自然很不高兴,因为他已经由“潜”而“现”,无法回头了,只得又问王位能传多少代。
史书上没有记载太史是如何推算王位能传多少代的,只说得到的答案是“一”,群臣看见了,大惊失色,不敢说话,只有侍中裴楷说:“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司马炎听了这话,顿时转忧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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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问乾
乾象征天。
《乾卦》展示了阳刚之气的萌生、进长、盛壮以及穷衰消亡的发展规律,勉励人们效法“天”的刚健之德,遵循事物发展的进、退、存、亡、得、失等规律,里面隐含了非常深的学问,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向王昭素请教《乾卦》。
据《宋史》记载,有一天,宋太祖让国子博士王昭素给他讲《易经》。
当王昭素讲到《乾》九五“飞龙在天”时,宋太祖问,“飞龙在天”是帝王之象,为什么平常人也会占得这个卦象?
王昭素回答说,皇上您占得这一卦,意为“飞龙在天”,而我们平常人占得这一卦,意为“利见大人”。
然后,王昭素借着把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二句拆开来讲的机会,引用了许多古代的例子,给宋太祖讲做君王的道理。
宋太祖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很高兴,又接着问养生之道。
王昭素说:“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意思说,治理天下要从爱护、体恤百姓做起,养生之道要从抑制自己的奢欲开始。
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则国家自然安定;奢欲是腐蚀身体的毒药,奢欲少了,则身体自然安康。
宋太祖听了十分高兴,把王昭素的这句话写在屏风上,时时警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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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的心理学
一说起心理学,人们马上就会想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名鼎鼎的外国哲人,觉得中国的心理学是舶来品。
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把祖先的文化吃透,就去学习人家的文化。其实,《易经》中蕴含的心理学是博大精深的。
在其影响下,不仅诸子百家的思想巨著、就连今天仍为世人熟悉的诸多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中,也包含着心理学。
中国古代的皇帝,都以为与龙相关的一切,全部属于他的特权范围,宋太祖位居至尊,也理所当然地以为只有自己才可以称龙,尤其是九五“飞龙在天”,更是他自己的“专利”。
我们知道,乾卦的“用九”是:“见群龙无首,吉。”显然,既有群龙存在,龙就不可能指独一无二的皇帝。
王昭素的解释之所以高明,在于他从宋太祖的这一问领会到了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潜意识”,于是,他便借题发挥,把“爱民”是最好的“安邦”与“养生”之术等道理婉转地灌输给了宋太祖。
在司马炎卜得《乾卦》的故事里,《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是说此时的龙应该潜藏于深渊,不要有所行动,而司马炎当时已经到了九二“现”的位置,逼迫魏帝禅让当上了皇帝。
不过,他之所以忐忑不安,并不是因为自己登上了不适当的位置,而是因为当年魏帝也曾用同样的手段逼迫汉帝禅让。
很显然,“做贼心虚”、“关心则乱”,司马炎当时的情绪被魏帝影响了。
自古至今,人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受他人的影响,也很容易受到周围信息的暗示,并把他人的言行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巴纳姆效应”。
要避免巴纳姆效应,有很多方式,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满怀希望。
所以,侍中裴楷将“一”解释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从而让司马炎走出了思维的死胡同,仿佛闭塞的空间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口子,光线照射进来,看到了前途,心里豁然透亮。
文章来源:
《易经是个什么玩意儿》
转述: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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