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不来”的各种理由

“合不来”，即不能很好地合作与配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立和反对，不合作不配合，体现出态度；另一种是不能“很好地”合作与配合，原因多种多样。所以在做出“合不来怎么办”的解答之前，我们先须知晓有这两种情况。

在一起做事谓之合作。合作仅仅用来表述一种双方共事的状态，表述事实上已达成的契约关系。譬如大家在一个单位里办公，已经构成上下级关系，那就已经在“合作”了。而愿意配合与否，则体现出一种意愿。合作在前，配合与否在后。

合作的类型或曰方式有三：同一、互补与互黜。同一是彼此完全一致，谈不上配合；互补是相互补充，是真正的配合；互黜是敌对，是对抗，当然不存在配合。

能合作，未必就能配合，更未必能实现配合得好的效果。

所以，说“合不来”，其实已经隐含了“在合作”的事实前提，只是说配不配合得来，配不配合得好罢了。配合得来是彼此认同，强调的是意愿，配合得好是强调效果。意愿是主观的，跟人的性格、个性、价值取向有关；效果是客观的，跟人的能力、物质条件等等有关。意愿上愿不愿意配合，也会影响到配合的效果。

既然“合不来”一词里有这么多讲究，那么对问题的解答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一定非要通过斗争的方式，你死我活，搞压制，搞调离。

怎么对待“合不来”的问题，是体现民主的。民主就单位而言是一种氛围，就个人而言，是一种作风，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心态。

一个人要成为民主的人，就要站到高处想问题，仔细分析，把问题的性质、因由，各方的立场、观点等等都做一番考察，有全面的了解，然后才能有客观的看待，最终有民主的对待。

上、下级，都要有民主思维，从是否民主上能看出智慧，武断和对立思维是民主的敌人。佛家讲“转识成慧”，智慧需要知识和见识的垫底。

二、“合不来”是必然的，“合得来”很难

贞观十四年，魏征给唐太宗上疏，里面提到“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君臣之间要配合协调、相得益彰，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

作为有唐一代的大政治家、大史学家，魏征熟谙历史与现实政治，他的观察都是很深刻的。他能发出这番感慨，足见君臣之间的配合问题存在于各个时代，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解决掉的大问题。

君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上下级，君臣之间的配合就是上下级的互相配合。合作在配合之先，讲配合，前提必定是双方已经达成了合作关系，形成事实上的契约。

上级与下级，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是个体就有个体独到的思想见解。两种思想见解能否协调好，中间有千万种因素在起作用。这千万种因素，按照不同的“算法”，可以得出千千万万级数级别的排列组合，什么可能性都有。要想在这众多的排列组合中预选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可不“自古为难”嘛！

这不是在片面夸大上下级交往的难处，而是从数理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事实。

影响上下级之间合作效果的因素，有“三观”的差距，有地位、利益的不同，有兴趣、知识、文化的差别，等等。这还只是抽象地讲，具体到现实中的某件事上，限制性因素还要多，导致上下级之间总会产生这样那样不同的看法，出现意见的不合。

所以要想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百分百合适的人，百分百令自己满意的人不容易，几乎难于上青天。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上级感叹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知心的下属，而下级也常感叹遇不到懂自己、善识人的伯乐。我们看市场上那些招聘启示，一条一条，要求里就体现出用人方对未来下属的希望，而实际的要求要比纸面上列的那几条多得多。

三、上下级都怎么合作？分三种类型

上下级之间的合作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同一、互补与互黜。按照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最终的局面和谐最好。

同一是单一，上下级的意见总是完全一致，下级对上级总是完全拥护，或者上级对下级的意见总是完全赞同。前一种情况下，下级只是个没有独立意志的应声筒，讲起来他的存在只是个皮囊，没有实质意义；后一种情况也不正常，上级没有主见和决定权，实际上成了下级的傀儡。

互补是相互补充。世上的个体事物本不完美，如能相互补充，就可以彼此取长补短，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团队。上下级之间，能力、智力、修养、见解都不一样，如能互补，像刘邦将将韩信将兵，又如魏征进谏唐太宗纳谏，那可以弥补上下级组合的很多内部缺陷。

互黜，或曰排斥，也可以说是对立，水火不容。你要向东，我偏要向西，你说热，我偏说冷，相互拆台，这样的矛盾谁都不希望见。西方哲学讲对立统一，认为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分为二矛盾对立冲突的阶段，然后才能转变成新的统一个体。中国人不这么看，中国人认为和谐是主要的，而且也是绝对的，“仇必和而解”，不是你死我活的那种思维。像太极的阴阳鱼，总是在和谐中交互作用，哪有你死我亡，打破太极的统一体，然后再变一个太极出来的道理？

所以，在同一、互补、互黜三种类型的合作关系中，同一关系中一方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另一方的副本而已，谈不上“合”作；互黜是相互拆台，更不配合；只有互补才是真正的配合，才能和谐。互补才是真正的合作。

同一和互黜不是理想状态下的合作类型，这个道理好理解，原因很浅显，在此我们不费唇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理论上讲起来明明可以互补的君与臣，为什么最终却合不来？

四、上下级能否结成合作的共同体，要看彼此的意愿

合作，不仅仅是在需求市场上找份工作那么简单，尤其在聘用高级人才上，用人方会很挑剔，而人才对用人方的要求也很高。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姜子牙直钩钓鱼，诸葛亮隐居隆中，这不是简单的摆谱，而是人家确实有那块实力。有实力，眼眶子就高，要求就高。

大才求职，眼光很高，在马斯洛的“五个需求”理论之外，还有很多讲究。并不只是领导求贤若渴，你德才兼备，两个人就可以合作了。合作之前，还得先请求见一见，谈一谈。这一谈，就可能谈出不投机。古代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

历史上，舜和许由都是“圣人”，两人在各方面都旗鼓相当，无论是能力还是德行、声望。一开始的时候，尧帝是想让许由来接自己的班的。可是许由没那个意愿，他认为这是一种羞辱，跑到水边去洗耳朵，那意思请你不要污染我的耳目。尧没办法，于是才有了尧舜之间的禅让，否则压根没大舜什么事。

许由逼格高，但他不是装的。

姜太公和伯夷，周文（武）王都去求过他们，让他们出山帮自己做事，结果呢？姜太公乐呵呵受封，当上了齐地的诸侯，伯夷则追求骨气，饿死在首阳山。

这两种不肯合作的情况，原因出在价值观不一致，价值观上合不来，因此达不成合作。三皇五帝的时候，当帝王很辛苦，需要冲锋在前享乐在后，像大禹治水那般，“栉风沐雨，腓无跋胫无毛，三过家门而不入”。许由不愿意拿着自由换负担，乐得隐居，一身清闲。伯夷则属另一种情况，他“义不食周粟”活活饿死，是因为不愿意跟周朝当局合作，对周这个靠武力夺来的政权不认同，他属于政治异见人士。

这就不能合作。没有合作，何谈不上以后的配合？

现代社会，别看依然官本位，还是有好多人不愿意当官，原因多种多样。有些是对主管上级有意见，有些是权衡利弊得失，不愿意担那份责任，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乐意跟你合作。不合作，釜底抽薪，也就没有后来的“合不合得来”了。

五、不能合作的原因很多，但不能说对方道德有问题

我们常说“志同道合”，那是就大的目标、大的原则、大的价值取向而言，不能保证合中就没有离，同中就没有异。现实中矛盾无处不在，大矛盾没有，小矛盾不断。就是这些小矛盾，可能阻碍了合作，妨害了配合。

儒家的圣王时代，尧舜禹汤文武，是想象中的前大同社会，理想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按说该壮有所用、野无遗贤，贤人都出来做事，积极拥护中央，为大同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吧？为什么许由、伯夷他们不肯合作呢？

上面说了，许由喜欢清静，不喜欢管天下闲事；伯夷持政治异见，不认同周朝政权合法性，他们都是在价值取向上与当时的执政之君有歧异。

但是，尧跟许由、周文王、周武王在人文领域同时被归为“圣人”，理想化人格的忠实体现者；伯夷在历史上被归为“贤人”，格局境界仅次于圣人，也是等而次之的理想人格的代表。他们在价值观上是小有歧异的，但从根本上讲起来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有大公德的人，都为天下苍生起念，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政治理念不同，所以志同道合中又有志不同道不合。

学理上的说法，就是“志”跟“道”也有层次之别，高低之分。

等到舜当天下的王的时候，皋陶这个“上古四圣”之一就出来辅佐他，而北人无择（名字，上古的名字都很奇怪，不像今天，一般两个字三个字，有名有姓，一目了然）选择了隐居，请他也不出山，跟许由、伯夷一样。

再到禹王天下的时候，伯益拥护他，出来帮他做事，最终禹把他定为接班人；而伯成子高却辞官去务农。这里面也能见出人的态度。

古代有很多隐士。早期的隐士，不同于后来的道士出家追求个人成仙。我们根据书里记载的资料来看，古代的隐士大多是很有理想、很有思想、很有政治主见的一群人。他们之所以选择隐居，多半是出于对时局、对时政的不满。

出仕与归隐，是一对反义词，一个合作，一个反对，体现出政治态度上的势不两立。

站在局外看，没有谁对谁错，大家都是名垂青史的圣贤，都有大才大德，而之所以彼此之间不能达成合作，只是在政治见解上有争议。

六、“我希望你能合作，但我更尊重你的选择”——这才是民主的心态

我们把这套思路套用到当代社会，比拟到我们身边，则我们会发现：现实中上下级之间的不和，不一定是因为谁在道德上有问题，也不一定是因为谁在能力上有问题，最常见的情形是，双方都是志同道合的同事（所谓的“同志”），但在对一时一事的具体看法及做法上有分歧，就好比历史上的圣贤之间有政治理念的分歧一样。这样的争，是君子之争，无关道德；是意气之争，无关价值观的宏旨。

许由、伯夷、北人无择、伯成子高这些人，选择了不合作，即便日子过得清苦也心安理得。难得的是他们的意见不被领导听从和采纳，他们心里也不怨恨，也不搞煽动闹革命，依然自己过自己该过的日子。而更难得的是领导人摊上这样不肯合作的下属，不怀恨在心，也不打击报复，体现出难得的胸襟度量，也蛮有民主风范。双方都给对方保留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自由意志。合作不成就不合作，没必要你杀我，我咒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两不相慕”。

这跟后来不一样。秦始皇在采用法家的政策后，一级一级，要求对下属的绝对控制，从身体到思想到意志。如果谁敢于不合作，那就杀掉，或者各种迫害。现在在有些单位也有这样的情形，有些控制欲强的领导，碰上下属不肯合作，即便不是反对类型的不肯配合，也不能容忍，这就跟尧舜禹圣王的作风完全不一样了。而有些下属，因为看不开，寻求不到领导的支持便嫉恨在心，讲起来修养也不够。

“民主”一词用到人身上，说到底，它是一种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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